拷问广东农信系统“常态化腐败”

导语：机制设计缺陷、监督管理失位，让农信系统变成滋生腐败和权力寻租的温床。

01 广东农信“贪腐圈”

仅今年，广东农信系统落马干部已超过10人。

近日，广东省农信联社原党委副书记、副理事长、主任苏宝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广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农信联社全称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是2003年全国农信系统社改革的产物。农信联社及其管理指导下的各类农信金融机构，构成了地区农信系统。

苏宝玉曾是广东农信联社二把手。此前，两位农信联社一把手也先后被查。

广东省农信联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周高雄和王硕平，分别在2022年11月和2023年3月接受广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二人均在接受调查两个月后，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苏宝玉、周高雄和王硕平从2005年开始就加入广东省农信联社，且在职期间存在深度交集。

2009年，苏宝玉就任广东省农信联社主任一职。2013年5月，周高雄掌握广东省农信联社后，苏宝玉是其副手，直到到龄卸任退休。接替他的正是王硕平。

在周高雄2017年调任广东省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后，王硕平则由副职升任省农信联社一把手，直到2020年年满60岁卸任。

从2009年至2020年，三人先后搭班掌管广东省农信联社，腐败盘踞长达十年之久。

今年7月，广东省农信联社风险管理与资产保全部总经理郎百畅，涉嫌严重违法违纪亦被调查。

广东农信系统的腐败圈内，远不止这几位农信联社干部。农信联社管辖的多家农商行的银行高管，也牵连其中。

仅今年以来，就有来自广州农商行（1551.HK）、梅州市农商行、广东新丰农商行、广东龙川农商行、广东阳江农银行、阳江农商行等农信下属机构的9位高管被查。如果算上前两年，这个数字更加惊人。

02 旋涡中的广州农商行

在本轮的广东农信系统反腐过程中，广东省资产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农信机构——广州农商行，尤为被业界关注。

其原董事长、行长、副行长接连被查，历史核心高管层几乎被翻了个遍。

近期，广州农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罗金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广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罗金诗是广州农商行筹建工作小组成员，从2009年至2016年担任该行副行长。离开广州农商行后，罗金诗加入珠江人寿。

今年3月，广州农商行原行长易雪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而他自从2013年开始就担任该行行长，直到十年后、2023年2月任职时间超过轮岗期限要求，才卸任行长职务。

在他之前，广州农商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王继康已于2019年8月“落马”。

值得注意的是，三人均为广州农商行筹建工作小组成员。

其中，王继康出任广州农商行首任副董事长和行长，易雪飞、罗金诗均出任该行副行长。三人共事搭班，牢牢执掌广州农商行长达十年之久。

此三人外，王继康案又牵出包括原行长助理吴海峰、原副行长兼首席风险官彭志军、原业务总监陈千红、非执行董事李舫金在内的多位广州农商行高管。

由此，一张广州农商行集体腐败受贿网，浮出水面。

这张网的核心人物，无疑是王继康。

通报显示，2006年至2019年，王继康在先后担任广州市农信联社主任、广州农商行行长、董事长期间，受贿款物金额高达人民币2.85亿元。

据悉，王继康在担任广州农商行一把手期间，大权独揽，用权任性。

他牢牢把控该行选人用人权，要求行业干部两年一轮岗，只提拔听他话的干部。

当整条贷款、放款业务链条上的关键人员为他所用，广州农商行便异化为王继康“自家后院”。他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

在农信联社的经历，为王继康日后在广州农商行肆意妄为埋下伏笔、“打下基础”。

王继康腐败之初，可追溯到2006年担任广州市农信联社主任时期，此时恰逢广东农信系统改革正酣。

2006年，广州市农信系统开始实行一级法人统管，将贷款审批、人事管理等权力集中上收到市农信联社。王继康摇身一变，成了手握广州市农信系统大权的“话事人”。

一言九鼎，使王继康在带领银行扩展业务时，不是以广州农商行利益为第一要义，而更多考虑为其个人及其小团队牟利，内控形同虚设。

2022年3月，广州市委第三巡察组对广州农商行党委开展了巡察“回头看”，批评该行“内控机制缺失”。

在王继康体系的控制下，广州农商行还卷入了河南新财富集团诈骗案、雪松控股集资诈骗案、刘珂案等高风险案件之中。

据业内人士透露，此前广州市金融管理部门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较为宽松。王继勇等人落马后，当地监管部门加强监管执法。广州农商行深藏的隐性负债浮现、风险逐渐暴露，经营绩效随之急转直下。

从2020年开始，广州农商行营业收入连续五年负增长，归母净利润更是自2019年的77亿元暴跌近8成。

2024年中期业绩公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广州农商行实现营业收入73.46亿元，同比减少21.86%；归母净利润14.75亿元，同比减少29.86%。收入和利润出现了幅度超过20%的“双降”。

广州农商行的资产质量也在持续恶化。截至今年上半年末，该行不良贷款率为1.87%，高于行业水平（1.56%）。其三项资本充足率相比去年末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

03 改革与反腐并行

自2020年之后，除广东外，还有来自6个省或自治区多达7位省级农信联社一把手被调查。

为何农信系统易滋生腐败？

问题指向农信联社体制机制设计缺陷。

2003年这一轮改革，将农村信用社、农商行等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管理权交由地方政府负责，由省级政府成立省农信联社，具体承担对辖内农信金融机构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

省级农信联社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较大的改革推动作用，但在发展中却逐渐变了味。

改革最初给予省农信联社的定位，是“管理、指导、协调、服务”，但在实践中却发生“跑偏”。

例如，省农信联社拥有对下属机构的人事任命权，却不管资本、不管经营、不担风险、不负盈亏，也不用承担法律责任。这就导致过去许多农信联社领导胆大妄为。

在人事方面，农信联社牢牢把控旗下金融机构的高管用人权，但却不需要对选人用人的失误承担任何责任。农信联社选拔人才，往往与下属机构市场化需求背道而驰，各类关系户泛滥。

同时，大部分省农信联社没有尽到对旗下机构高管履职监督的职责，更没有建立有效的业绩考核、薪酬管理和约束问责机制。

在业务层面，农信联社干预旗下机构业务的边界无明确划分。一些农信联社领导打着“建议”的旗号，让下面的机构放贷款。一旦出了问题，只“提建议”的农信联社也不会被追责。

机制设计上的缺陷、监督管理的失位，最终让农信系统变成滋生腐败和权力寻租的温床。以农信联社为重点的农信系统改革，迫在眉睫。

2019年1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在下发《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中指出，“积极探索农村信用社省联社改革路径；淡化农村信用社省联社在人事、财务、业务等方面的行政管理职能”。

2020年5月，国务院金融委提出要制定《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实施意见》。同月底，银保监会出台文件并部署开展相关改革试点。

然而，农信系统改革并不容易。

经过十几年发展，很多省级农信联社都成了当地的“金融一哥”，且农信体系内机构数量庞大。监管担忧，短期内改革力度过大，可能会影响到地方金融系统稳定。

因此，对于改革方案，监管部门较为谨慎，没有给出“一刀切”的“标准答案”，而是采用“一省一策”：由各省级政府研究制定方案，再上报监管部门审批。

监管部门给出的农信联社改革模式主要有四种：统一法人模式、银行控股公司模式、金融服务组织模式以及联合银行模式。

截至目前，包括浙江、辽宁、山西、河南、广西、海南等省区农信系统改革化险方案已经国务院批准，进入到实操阶段。

广东省的情况较为复杂，主要体现在农信金融机构的发展不平衡。一方面，不同机构的资产规模差距较大；另一方面，不同区域的机构不良率和资本充足率也存在较大差异。

为此，广东省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方案，推行适度竞争的广东农信“1+7”市场体系。

其中的“1”，是指广东省农信联社继续管理一部分中小农信机构，但要明确职能边界，保障下属机构的自主经营权。

“7”是指广州农商行、深圳农商行、珠海农商行、东莞农商行（9889.HK）、顺德农商行等7家实力较强的农商行脱离农信联社，转由当地政府直接管理。

同时，这些省内头部农商行还要承担“以强带弱”的职责，以股权为纽带与一些资产质量较差、不良负担较重的小农商行建立起帮扶关系。

相比上几轮改革，本轮广东省农信系统改革除了在力度和节奏上较为谨慎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反腐与改革举措“两手抓”。

这便有了涉及数十位农信系统干部、银行高管的腐败链条被连根拔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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