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废除超级富豪会怎样?

如果我们废除超级富豪会怎样?

《愤怒的熊》

2024年8月30日下午5:17

《废除超级富豪》是汤姆·马勒森的一篇研究文章、一本书和一篇观点评论。汤姆副教授就职于加拿大西部大学国王大学学院。汤姆给我们介绍了他的书《反对不平等:废除超级富豪的实践和道德案例》(2023)。

对内容的评论/回顾读起来很好，教授的观点也很连贯。由于我们是一个经济博客，也涉及其他问题，我认为这很适合发表在愤怒的熊。我敢肯定，这对一些人来说是有争议的。

“为什么我们应该废除超级富豪”

接受收入和财富巨大不平等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

在世界许多地方，不平等现象正在失控。基本事实已变得令人沮丧地熟悉。在美国，最富有的0.1%的人现在控制的财富与最贫穷的90%的人所控制的财富差不多。从全球来看，最富有的8个人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半个地球人的财富总和。举个例子有多少是可以改变的?

1. 美国只要对杰夫·贝佐斯和比尔·盖茨这两位亿万富翁的财富征收2%的税，就可以彻底消除无家可归的问题。

2. 如果我们重新分配世界上所有亿万富翁的2%的财富，让世界上99.9%以上的人口的财富完全不受影响，我们就可以完全消除极端贫困。

在这个过程中，亿万富翁甚至可能不会损失一分钱，因为他们每年的收入通常超过其财富的2%。

尽管有这样的统计数据，每当有人胆敢建议重新分配巨额财富时，同样的反对意见就会像意识形态僵尸一样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第一个反对意见是:减少不平等仍然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富人总是能够避免支付对他们征收的任何新税。第二:如果我们可以对富人增税，我们不应该这样做——因为社会的成本总是大于任何收益。第三个反对意见?从道德上讲，富人的好运是应得的。

我一生都在听这些争论。有证据支持他们吗?

为了找到答案，我花了五年多的时间筛选堆积如山的研究，决心保持开放的心态和非教条主义的态度。其结果是:一本刚刚出版的书《反对不平等:废除超级富豪的实践和道德案例》。

我(马勒森教授)发现了什么?

富人确实经常采取手段来避税。但任何一个认真想让他们缴纳公平税收份额的政府都可以有效地对他们征税。政府有一系列广泛的可行措施，它们可以随时实施。政府可以填补漏洞，雇佣更多的审计员。他们可以要求银行立即向税务机关报告重大收入激增。

政府还可以加大对逃税行为的惩罚力度。富人们现在只需要对他们欺骗山姆大叔的行为表示轻微的处罚。相比之下，穷人因为偷了少得多的钱而进监狱。

政府还可以加大对逃税的处罚力度。目前，富人在欺骗山姆大叔时，只会受到轻微的惩罚。相比之下，穷人因偷钱入狱的次数要少得多。

如果我们扭转现实，让富人真的面临真正牢狱之灾的前景，你可以打赌，我们几乎肯定会看到，美国公司董事会的逃税行为会少得多。

还有那些为富有客户避税的会计师和律师呢?我们可以开始认真努力，让他们承担刑事责任，因为他们帮助富人利用避税天堂逃避缴纳公平的税款。

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历史记录显示，许多国家都成功地实施了严格的税率，美国就是其中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最高税级的联邦所得税率达到了惊人的94%。上世纪70年代，英国、瑞典和丹麦等国的最高税率超过了90%。总的来说，从1932年到1980年的近半个世纪里，美国的最高税率平均为81%。

对富人征税的成本大于收益的说法又如何呢?证据显示的恰恰相反:对富人征收高税收导致的不平等程度降低所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成本。结果是完全不同的数量级。

高税收的确会带来一些成本。但这些很少有多大意义。举个例子，有人认为富人会减少工作以应对高税收。很少有宝贵的证据支持这一论点。有人真的相信，比如说，勒布朗·詹姆斯如果面临更高的税率，就会放弃打篮球吗?许多高收入者并不仅仅为了钱而工作。他们从地位、权力和声望中找到动力，有时甚至是对自己所做事情的热爱。

反对对富人征收高税收的最严肃的论点很可能是，高税收会减少私人投资。但对富人征税并不一定会减少投资。在许多情况下，高税率只是重新安排了投资。如果国家收税，然后把钱用在生产性的地方，经济就会增长。事实上，最先进的证据表明，考虑到所有因素，高度不平等实际上往往会降低经济的整体增长率。

对我们当中最富有的人大幅征税的成本就是这么多。福利怎么样?其中5个脱颖而出。

我们的环境。最富有的20个人排放的碳比地球上最贫穷的10亿人加起来多8000倍。将最高财富的一部分重新分配，投资于公共交通等项目，将直接减少排放，并有助于建设急需的低碳基础设施。

我们的民主。不平等侵蚀民主。在美国，正如政治学家马丁·吉伦斯和本杰明·佩奇所指出的那样，多数人“并不统治——至少不是在实际决定政策结果的因果意义上。”民主已瓦解为寡头政治

人人有机会。不平等是对我们声称珍视的平等机会的嘲弄。今天，芝加哥最贫穷的居民的预期寿命比最富有的人短整整30年。高额的再分配税可以扭转这种最残酷的差距。

减少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右翼民粹主义通常与经济不安全感相伴而生。我们可以通过向富人征税来资助免费的公共服务，建立更强大的社会安全网，甚至有保障的基本收入，来减少这种不安全感。

减少社会摩擦。证据还表明，减少不平等可以建立社区健康和凝聚力。减少不平等可以促进更大程度的信任和宽容，改善心理健康，减少犯罪。也就是说，我确实发现了一个我最初的怀疑不成立的地方。不平等是否明显缩短了预期寿命，目前尚无定论。

最后一个问题:任人唯贤。富人真的配得上他们的巨额财富吗?

左派的标准答案是:

我们根本没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遗产继承、财力雄厚的私立学校以及其他各种优势，给了富人一个巨大的、不公平的领先优势。穷人继承了各种各样的劣势，从贫穷到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

没错，但精英政治最基本的问题甚至更为深刻。高水平的经济表现从来不是单打独斗的结果。从根本上说，所有的生产都依赖于一个基本的社会和协作过程。我们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所有的市场生产都依赖于我所说的基础结构，即人类和环境的劳动和关怀，这使得生产成为可能。

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受益于父母和老师们对他的关心和社交。他受益于他所居住的安全、干净、和平的社区，受益于几代科学家和计算机工程师，他们创造了他赖以建立的巨大的智力大厦，也受益于无数支持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辅助工作人员和护理人员。

盖茨个人也从法律基础设施中受益，这些法律基础设施使版权保护和“股东至上”法律成为可能，这些法律允许他占有他的工人创造的大部分价值，同时剥夺了这些工人在公司治理中的任何发言权。盖茨并没有创造美国经济庞大而富有成效的基础结构，因此也不配得到由此带来的回报。

总的来说，我计算出，收入最高的1%人群中，大约99%的收入实际上不能归功于富人的个人努力或才能。他们99%的财富的真正来源是别人的劳动。这一现实使得他们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不值得拥有。

“精英政治”内部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所有的才能和努力都反映了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我们不能选择拥有我们现在的身体。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个性、智力或残疾。然而，这些事情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能力。精英政治本质上宣称，那些身体和头脑不如别人强壮和聪明的人，理应过上更糟糕的生活，而这并非他们自己的过错。这种真正有害的假设导致我们奖励一些人，惩罚另一些人的随机运气。

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摒弃“应得”的说法。社会主义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说得对:

“给人们所需要的东西:食物、药品、干净的空气、纯净水、树木和草地、宜人的居住环境、一些工作时间和更多的休闲时间。不要问谁配得上。每个人都值得拥有它。”

我们不需要超级富豪。事实上，如果没有它们，我们会过得更好。

原文标题是：What if We were to Abolish the Super 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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