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正处在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期。首先是今年4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称“新国九条”）明确了进一步完善基础制度、增强市场内在稳定性、鼓励各主体依法竞争的一系列措施，廓清了模糊认识，坚定了发展信心；其次是全球经济历经疫情后的低潮，稳定复苏势头有所增强，中国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得到进一步巩固。股市发展需要外部环境与内部机制协同、互动，我们应当抓住当前有利的时间窗口，加快调整和改革，努力实现最佳效果。
我们要正视股市中长期积累的矛盾和近期主要矛盾。一是前期大量集中发行新股导致“消化不良”。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新增上市公司约1800家（含北交所）。由于每家新上市公司上市时的流通股只占总股份的不到三分之一，按1年小解禁、3年大解禁的流通模式，随后三四年市场面临大规模抛压。由于IPO价格整体偏高，限售股持有者的套现冲动是很强烈的，即便有严格的限售约束，他们也会采取各种措施套利。这就形成了市场供需不平衡局面。
二是投融资失衡导致财富效应受损。市场增量资金缺乏导致换手空间不足，IPO价格偏高透支了买方未来，与接下来的减持需求形成向下共振趋势。二级市场主要依赖消息和题材刺激，内生动力弱，行情疲软。
据最新统计，2023年公募基金亏损4351.18亿元，而2022年亏损1.46万亿元，两年合计亏损1.9万亿元。机构投资者况且如此，更不要说中小个人投资者了。
对于股市低迷状况，一些人过于强调经济环境原因，不太重视股市内部机制问题，这需要矫正。要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实现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良性循环。
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1.7万亿元，同比增长5.0%。一季度GDP增速快于美国、欧元区、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结合二季度国内外形势，预计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速仍将保持领先。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0.1%，其中二季度上涨0.3%；核心CPI基本稳定，同比上涨0.7%。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21.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同比增长5.2%，货运量、营业性客运量分别增长4.2%、13.2%。
当然，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期，CPI增幅较小，投资增长整体放缓、存在结构性矛盾，这都是事实。但国家针对这些情况，已经出台一系列政策，并且稳住了大局，经济在持续稳定向好，投资、生产、消费、出口都在改善，并且，新型消费、科技创新产业呈现更为突出的成效。无论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都要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获取利润，都在经风沐雨中前行。换个角度说，其他国家就没有遭遇需求下降、经济放缓的压力吗？除了美国跨国公司可以在全球调节利润，世界大多数企业不都是接受这个基本现实吗？
经济增速放缓并不是中国股市如此低迷、如此肌无力的全部理由。股市治理本身的问题，必须引起足够重视。无论企业、中介机构、地方政府还是有关部门，任何一方损害资本市场正常机制，让这个市场失去社会信任，其损失都比经济增长慢一点要严重。
需要指出的是，监管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枢纽，有社会信用稳定器的作用。个别监管干部忘却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作种种虚假陈述，损害了资本市场的公信力，损害了资本市场公共利益。
所谓资本市场公共利益，主要是指公平公正公开的交易秩序。由于资本市场是信息市场、信心市场，任何不公平不公正行为都具有放大效应、传导效应。如，有的发行人和中介机构合谋推高IPO定价，有的地方政府帮助上市公司造假包装，有的企业大股东、实控人把上市公司作为套钱的平台，个别监管干部乱作为、谋求浮夸政绩，这都对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交易秩序造成损害，严重损伤市场信心。应当清除这些现象。
建设好中国股市，需要借鉴外部经验，但一定要认真研究本土市场实际，实现外部经验和本土实际的有机融合。比如，新股发行价格参照二级市场价格，但一定要参照经过沉淀的二级市场价格；限售股减持实行“慢走原则”，但一定要先解决IPO环节过度透支未来的问题；高频量化交易可以搞，但一定要广大中小投资者的信息对称问题。
治理好中国股市，须内外统筹，首先应当抓好内部机制，堵上制度漏洞，消除合成谬误弊端；同时，要塑造有利于完善股市治理的良好外部环境。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加快落实“新国九条”各项要求，实现市场有序好转，夯实长期稳定运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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