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树人
根据现有文献记载，北京称小的街巷为“胡同”，是从元代开始的。元杂剧作家李好古所著《张生煮海》中提到的砖塔胡同，至今犹存，就在西四附近。到十九世纪中叶，胡同一词已在北京使用六七百年了。
许多人和物的命名，都带有时代色彩，北京胡同的命名也不例外。每条胡同出现的时间有先有后，时间跨度甚至长达几百年，伴随社会的发展与演进，名称变得陈旧、不合时宜，是很正常的事情。
清朝末期，一些仁人志士认为北京部分胡同的名称太土，俚俗味儿太浓，要“去土求雅”，于是出现了第一批胡同改名的情况。如把“笤帚胡同”改为“桃竹胡同”，“炊帚胡同”改为“吹竹胡同”，“猴尾胡同”改为“侯位胡同”，“烧酒胡同”改为“韶九胡同”，“猪尾巴胡同”改为“朱苇箔胡同”，“何纸马胡同”改为“黑芝麻胡同”，“屎壳郎胡同”改为“时刻亮胡同”，“猪市口”改为“珠市口”等。当然，这都是通过那时的市政当局完成的。
民国时期，北京的市政当局依然重视胡同名称的“去土求雅”，继续改换那些俚俗味儿太浓的名称。如把“烂面胡同”改为“烂缦胡同”，“烧饼胡同”改为“寿屏胡同”，“灌肠胡同”改为“官场胡同”，“油炸果胡同”改为“有果胡同”，“红厂胡同”改为“洪昌胡同”等。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城市建设的需要，大量道路进行拓宽与调整，许多小的胡同因此被合并，合并后多以××路、××大街来命名，胡同的数量大大减少（由三千多条减少到一千多条）。虽然这个时期需要用谐音改名的胡同少多了，但胡同的变动情况，却是前所未有的。
谐音改名的方法之所以沿用了半个多世纪，是因为它不会给人一种完全陌生的声音习惯，比较好记好用。它还有另一个好处——由于汉字具有明显的表意特点，能使不知其原名的人对此地产生美好的历史遐想。
比如看到“辟才胡同”，人们也许会想这里曾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因为有“广辟人才”一说；看到“丞相胡同”，人们也许会想这里出过或住过某位丞相；看到“留学胡同”，人们也许会想这里应与出洋学习有关，或是设立过出国留学人员的办事机构。他们绝不会想到这三条胡同的原名是“劈柴胡同”“绳匠胡同”“牛血胡同”。“高义伯”和“王广福”，一看就是人名；面对“高义伯胡同”和“王广福斜街”，常人一定认为那里分别住过一个叫高义伯、一个叫王广福的名人，绝不会想到它们分别从“狗尾巴胡同”“王寡妇斜街”变身而来。再比如东交民巷、西交民巷的“交民”，其实来源于“江米”，这就更没有多少人知道了。
一提起“锣鼓巷”，常人也许会想这里曾有制作或售卖锣鼓的人，怎知“锣鼓”是“罗锅”的转音——在北京话中，“罗锅”的意思是驼背，它与“锣鼓”之义相去十万八千里！
还有“礼士路”中的“礼士”，意为“尊敬文化人”，常人大概不会想到它是由“驴屎”的谐音改成的。这条路为什么叫“驴屎路”？因为此路从城内通向京西的山区和半山区，过去人们主要的交通工具是骡车、马车、驴车，骑驴的、赶脚的、驮驮子的、拉骆驼的，常经此路进出京城，路上的牲口粪便自然不会少，这条路也就被人们称作“驴屎路”。在后人听来，“驴屎路”的俚俗味儿太浓，所以才会改一个儒雅、好听的新名——“礼士路”。
多说一句。1968年，北京六十多条街巷的名称经历过一次大变化，东风路、红日路、红旗路、长征路、瑞金路、大寨路、翻身街、集体化街等纷纷出现，虽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人们说起来如入云雾，晕头转向，弄不清哪儿是哪儿。好在时间不长，因大多数人不习惯，多数街巷又恢复了原来的名称，只有五四大街、青年路等五条新街巷的名称被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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