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 吾记成长 2024年07月07日 12:00 广东
那么，什么时候政府能够改出亲资本的模式呢?如果按照上一篇文章（温铁军：全球金融化是如何加剧制度性贫困的？）分析给出的逻辑，只有当资本过剩的时候。我们中国是在什么时候调整了资本的政策体系呢?1999年。因为“生产过剩”。同样是在1999年，中国的执政党中央有了重要的新提法：以人为本。 早在1998年东亚金融风暴发生造成中国出口下降的时候，中国老一辈的经济学家马洪发现我们已经进入了产业过剩的历史阶段。1999年，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也指出我们面临的其实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劳动力过剩与生产过剩，二者互为因果、高度相关，劳动力过剩价格下跌，就会内需不足，恶化产业过剩。这样，双重过剩，恶性循环，本是引入市场机制的市场失灵，靠市场自身没有好的化解方法。那一年他就提出政府应该启动国债投入新农村建设，内需不足和生产过剩恶性循环才能解决。
大家不要为社会上的各种说法左右，要看到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质性的变化：周期性的生产过剩是一般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当西方体系遭遇这个矛盾的时候，发生的是世界大战——用战争来摧毁过剩的生产能力。为什么说资本主义有寄生性、腐朽性?因为不可能解决这种一般矛盾。其实，中国人遭遇到这些矛盾的时候，试图寻找西方哪个解决了的案例。其中，北大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当时针对过剩研究了罗斯福新政的实际作用，当时他们就指出，罗斯福新政并没有根本上缓解危机，最后还是欧洲爆发了世界大战创造的战争需求，化解美国的危机。
1999年中国的生产过剩怎么化解?客观地看，作为一个超大国家，过剩的规模和性质，绝不亚于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欧美的生产过剩。认真看数据会发现，90年代后期，中国制造业产量已经达到全球第一，过剩是显然的，我们的大宗商品都是过剩的。我们有的只是一般性的矛盾。那么，中国使用了西方化解矛盾的办法了吗?为什么没有呢?当时的政策部门工作，并不受制于海外政客和媒体高度关注的意识形态。去意识形态化的政策结果是：1999年以来的10年间，中央政府用超过10万亿的国债投资带动就业，基本上化解了双重过剩危机，当然也派生了很多问题。
其一、1999年启动西部开发、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高速公路三纵两横，这些总计2万多亿国债，五年投下去，带动基础建设投资3万亿，使得中国政府换届时，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大国。
不过，西部开发虽然有效，但这个过程难免产生大量坏账。其二，2001年提出振兴东北工业基地，国债投资1万多亿，缓解了东北的资源枯竭城市和设备换代城市的转型困境。国务院成立了东北办。与西部办作为设立在发改委的两个副部级单位直接操作大规模国债投资，在1998年之后的这一任政府领导下，投了3-4万亿基本建设。前可继承罗斯福(西部投资、市场停摆、国家发券)，后可连接奥巴马。其三，2003年，温家宝总理上任伊始，实际上干的是中部崛起增加两万亿国债。其四，2005年提出的新农村建设，5年来投入了约3万亿。其五，2008大地震灾后重建投入了约2万亿。这样，温总理第一个任期国债投入共约7万亿，几乎两倍于上一任。如果把2009年提出4万亿救市再加上，总共有10万多亿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诚然，这种短期的大规模国债投资，也势必派生很多问题。
一是导致中国出现了特别值得圈点的长期的“投资拉动”增长：从1998年一直到现在，带动的增长至少占GDP的3个点，某些年份会高于3个点。一般人都知道应该是“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为什么我们总说不平衡?因为，驾辕的本来应该是内需，但内需是长期上不去，驾辕的只能算是瘦驴。可是，拉套的却是骏马。诚然，这只是一个方面。任何一项经济政策解决问题的时候会创造新的问题，经济不平衡是肯定的。二是，国债投资是未来的税收被当期的政府预支了，性质上应该主要是公共投资。那，就应该是公共部门操作，不可以交给私人部门。
于是，代表私有经济的批评就多起来了：为什么公共部门得到加强，为什么大型国企、垄断部门占比上升?私有部门及为其掌控媒体的意见很大，同期出现了中产阶级知本家精英群体代言这种不满，社会上痛批铁道、电力等垄断部门，一浪高过一浪。民营经济相对于国家资本有所弱化，这是中央政府国债投资应对危机的客观结果。然而，既然这十几年用十几万亿元的国债拉动增长，那就要问，这种主要投资于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的投资结构能不能改?能不能说从1998年增发国债就搞错了(2008年奥巴马也靠增发国债缓解美国危机)?今天欧洲债务危机为什么这么囧，因为欧盟不能发行欧洲债：各国加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实现统一货币，但是却不可能统一控制各国政府发出的国债。于是各国的债务危机蔓延开来，欧元区各国政府的债务普遍超过占GDP的60%以下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变成了垃圾债，只能求助于欧洲央行和IMF，而此前IMF被发展中国家批，是其资金的70%早就已经都投到欧盟国家了。
美国人是国债和货币两手增发，使用增发的货币购买增发的国债，客观上构成了向全球转嫁通胀的特殊政治优势。而欧盟做不到，因为欧洲央行只能增发欧元货币而不能发欧盟的统一国债，对外转嫁债务危机制造通胀的能力就差很多。
中国和西方比较，2009年全球危机是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性考验——只有中国经济下滑了仅一季度，第二季度就开始反弹，因此现在很难做是非对错的价值判断。各位不要用一般的西方价值判断看全球形势，应该把思路打开，把价值观先放一放。我在很多国际场合演讲都强调这一点，要站得比意识形态更高，超越价值观；这才有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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