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30年前的那场“破茧”——时评前作《阵痛与希望》镜像篇

在写完江宇舟|阵痛与希望：中国经济的“破茧”时刻 (guancha.cn)之后，我觉得依然未能言尽，还想补充一个非常有今昔对比意义的话题，这是一个关于30年前全体中国人的故事——我们在1990年代那一场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如何力挽狂澜、破茧而飞。在我写作前文时，那些当年的亲身经历正一条条闪过，虽然在细节上有很多不同，却让我感受着30年中那种高度的共振，因此，本文也是我前文的镜像篇。

现在很多叙事中，上世纪90年代俨然成了高歌猛进、顺风顺水的黄金岁月。他们反反复复告诉我们，仅仅是因为对内“松绑”、对外“开放”，便是中国经济那些年迸发出无限活力的全部答案，进而开始否定中国模式，认为中国只是照搬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化”套路而已。

但事实真是这样吗？就让我们来复盘一下上世纪最后十年，我们曾如何让当年的惊涛骇浪变成了如今回首的滚滚向前。

相比前文，本文的拼接成分更重一些，是根据《八次危机》与几篇提纲挈领的论文缝合而成，因此我只放在风闻社区了。但我能确保上述材料均为自己整理消化，补缀了一批亲身经历，并且加入了自己的评论和分析，第四章话题非常沉重，更是尽心整理提炼，第五章的结论则是纯原创。

前作发表后，有件事我是非常遗憾的，就是评论区里有些朋友可能连全文都没看完1/10，甚至匆匆跳跃，就开始宣泄情绪，甚至上升到没有站在生产关系生产力适配的角度、没有人民史观、忽视分配、只讲经济和技术不讲其他……对此我觉得也没必要辩驳。这篇镜像篇完稿于很多评论还没出来的时候，也在其他网页有时间留痕，结合前作，二文的白纸黑字也是对我无声的证明，我一直只站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至于我的观点对与不对，尽可以交付时间检验。但回想30年前，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就是不要在新动能发车时，却因为看衰错过了买票。这也是我在另有大量其他工作时，还抓紧整理本篇的目的之一。

全文分为五章，分别介绍了时代背景，90年代前期如何实现“软着陆”，90年代后期如何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等系列考验，成就之余的种种代价，以及对我们今人的启迪。

一、那一年的浪涛究竟有多大

让我们回到稍早以前，那时，改革开放经历了十年高歌猛进期，到80年代中后期，国民经济的运转开始出现聚集起一堆啸问题。自1987年1月，当月CPI超过5％，随即开始不断上涨，中国进入一个长达3年的剧烈通胀时期。1988年CPI从上年的7.3%直接攀升到18.8%，零售商品价格同比上升18.5%，居民消费价格上升了18.8%。1989年2月的CPI更是创纪录达到了28.4%。伴随着物价上涨和价格双轨制带来的腐败与“官倒”，社会负面情绪也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

面对严峻的形式，当时的决策层认为“晚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既然价格扭曲现象没能得到根本改变，而物价又在不断上涨，索性在一定时期如两三年内，通过承受一定物价上涨指数如物价上涨30-50%，来有计划地全面调整价格，俗称“价格闯关”。结果造成了全国各地的抢购商品潮。北京、上海、天津、昆明等城市，商店开门后两三个小时，原计划卖一天的名烟名酒即被抢购一空；盛夏时节，杭州的毛衣毛裤柜台前排起了长龙；四季如春的昆明，经常滞销的电风扇变得炙手可热；武汉有人买回200公斤食盐，南京有市民买下500盒火柴，广州有女士扛回10箱洗衣粉^[1]……据统计局统计，在1988年8月，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商品零售总额增加了13%，其中粮食增销30.9%，棉布增销41.2%，电视机增销56%，电冰箱增销82.8%，洗衣机增销130%，部分生产资料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幅度甚至超过了130%。由于当时老百姓纷纷将存款取出去囤积物资，仅8月的城乡储蓄存款减少26.1亿元，其中定期减少27.8亿元^[2]。由此又严重扰乱了当时资产和手段都较为单一的金融系统稳定性。

时任国家物价局局长的成致平说：“1斤装茅台酒从每瓶20块蹿到300多块，汾酒从8块涨至40块，古井贡酒从12块涨至70块，中华烟从每包1.8元涨至十来元。”中国价格协会会长王永治说，“人们都疯了，见东西就买，不管需要不需要，也不在意质量好坏，冰箱有冷气就要，电视机出图像就抱。”

1988年各月物价上涨幅度

在价格闯关不到半个月的时间，8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紧急发布《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紧急停止价格闯关。自1988年第四季度开始，政府转而实行严厉的“治理整顿”，利用各种手段紧缩投资和货币投放，商品价格的上升速度开始迅速下降。1990年零售商品价格降到只比上年上升2.1%，居民消费价格上升3.1%。但严厉的紧缩也引起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迅速下滑，1989年和1990年GDP分别只增长了4.1%和3.8%。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慢的增长率。

在这一阶段，“三角债”问题也格外突出。主要原因包括：（1）投资过热，建设项目严重超概算形成固定资产投资缺口，对生产部门贷款和施工企业工程款都出现了大量拖欠。（2）企业普遍亏损严重，加剧相互拖欠。（3）企业产品不适销对路或根本无销路，产成品占用资金上升，形成投入—产出—积压—拖欠—再投入—再产出—再积压的恶性循环。（4）市场经济尚未形成，商品交易秩序紊乱，结算纪律松弛，信用观念淡薄。截至1991年6月，全国三角债累计达3000亿元左右。1991年6月底，仅在工商银行开户的1万家企业，“三项资金”占用达3523亿元，其中产成品占用达1306亿元^[3]。而当年GDP也不过1.9万亿元。许多企业难以周转，国民经济收到了极大影响。

同期又遭受到国外大气候与国内啸气候的叠加，以及西方国家随之而来的制裁，更是雪上加霜，国民经济进入到改开以来的至暗时刻。

为缓解经济下滑的态势，宏观政策有所放松，特别是“南方谈话”以后，掀起了新一轮下海与投资的热潮。各地纷纷开始划定开发区、基建铺摊子，市场交易活跃，投资迈向投机，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债券热、股票热、期货热等纷至沓来。1992年的上证指数在5个月内就从292.76点攀升到1429.01点。结果1993年CPI由上年的6.4%激增至14.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1.8%，商品零售价格上升13.2%，居民消费价格上升14.7%。1994年全年的CPI更是高达24.1%。而当时进行的企业改制、政企分开由于配套机制的不健全，反而加剧了以企业外衣来掩盖行政垄断之实的情况，被林毅夫称为“只是把政府部门变成了翻牌公司”，反而阻滞了效率释放。1993年中国综合债务率超过140%，财政、外汇、国有金融部门资本金全部告负，“三大赤字”同步爆发^[4]，股市也从5月的1400多点急跌到11月的386点。

刚刚设省的海南成为了中国房地产的缩影。讲着“一个没有冬天的海岛”的故事，大批投资客纷至沓来，总人口655.8万的海岛却冒出2万多家房地产公司，按照人均大法，每30人就有一家房企（要是按着这个比例开航母，太平洋都肯定塞不下）。海南商品房平均价格在1988年是1350元/㎡，到1991年是1400元/㎡，而到1992年达到了5000元/㎡，1993年甚至达到了7500元/㎡。隔海相望的广西北海，也出现了几万家地产公司，炒房客突破50万人，当地政府每亩几万元批出的地皮几经转手可以炒到100多万元^[5]。据亲历者介绍，市场上投机性需求达到70％，很多房子还是空中楼阁就被倒手转卖好多次。

多年以后潘石屹曾回忆，他坐船来到海南时还是黑蒙蒙一片，第二天醒来，发现一夜之间，岛上已经涌进了15万人。而他则在测算了人口与房屋比后，快速离开了海南。

这年9月，谢百三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汇报了沪深股市暴跌的情况，还提到一个事例：

上海二纺机厂的8名女工将几万元存款拿出来成立了一个小基金。二纺机厂的总经理黄观对她们说：“买点二纺机的股票，退休时就能买辆18万的桑塔纳轿车。”在黄观的建议下，8名女工都买了二纺机的股票，结果股价从25元跌到了4元，她们都急哭了。

可以说，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民经济遭遇到了建国以来所罕见的长时间、高密度、多维度的连环挑战，似乎形成了一个“经济增长、物价稳定、投资理性”的不可能三角，一放就乱、一管就死，外媒已经开始加大剂量炒作“中国崩溃论”，当时的形势极度考验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智慧。

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二、“软着陆”是如何实现的？

宏观调控的第一板斧就砍向了三角债，早在1991年，朱相临危受命，由上海调入北京，就任国务院副总理，随即赶赴”三角债”问题最为严重的东三省，亲自坐阵，现场清欠。他提出注入资金、压货挂钩、结构调整、扼住源头、连环清欠等一整套铁拳式的解决措施，只用了26天，清理拖欠款125亿元，东北问题基本解决。

在试点大获成功后，在返京第二天召开的全国清理”三角债”电话会议上，他用长途电话、传真、电报向全国各地政府下达了一道口气强硬的”军令”：

“各地务必在1999年9月20日21时以前，将你省（区、市）固定资产投资拖欠注入资金情况（银行贷款、自筹资金和清理项目数），报至国务院清欠办公室，如果做不到，请省长、自治区政府主席、市长直接向朱镕基副总理汇报，说明原因。”

朱相还明令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求媒体给予监督，详细披露各地清欠的进展情况。在此后的半年多里，朱相限时清欠，令出必行，监督到人，让各地官员无从躲避。到1992年5月，全国总计共清理固定资产项目4283个。困扰了中央和各地政府、企业数年的”三角债铁链”终于被解开。此时距离“十四大”召开，还有5个月时间。

党的十四大正式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www.bilibili.com/video/BV1wm41167JB?vd_source=3477b9cfa0073b88a5b27c6d213c42f8

在随后到来的1993年中国政府决定采取两方面的措施来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首先在应急措施上，当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6]，比起四平八稳的标题，该《意见》后来的称号更为人所知——“铁血十六条”。其中主要条款包括：

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稳定金融形势；坚决纠正违章拆借资金；坚决制止各种乱集资；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加快金融改革步伐；投资体制改革要与金融体制改革相结合；进一步完善有价证券发行和规范市场管理；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宏观管理；强化税收征管，堵住减免税漏洞；对在建项目进行审核排队，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积极稳妥地推进物价改革，抑制物价总水平过快上涨；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过快增长（甚至提出非生产性集团与亏损和欠税企业要停购小汽车）。

30年后的今天，大家回看这些条款，是否觉得似曾相识呢？

还需要指出的是，“十六条”里有十三条是经济手段，只有三条是行政手段。

整个1993年下半年，按照“十六条”部署，国家采取了整顿经济的紧急措施，着重整顿了金融和财税秩序^[7]，朱相还在“十六条”出台同月兼任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上任仅一月，他便主持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他指出，整顿金融秩序，严肃金融纪律，把金融混乱的局面扭转过来是强化宏观调控的关键。在全国财政、税收工作会议上，他强调：财税工作的当务之急是整顿财税秩序，加快财税改革，用改革的办法进行整顿，在整顿的基础上加快改革。朱相以央行行长的身份，更是对金融机构们约法三章：一、清理违章拆借；二、不得竞相提高利率、不得收取贷款回扣；三、银行不得向自办实体注资，自办实体和银行脱钩。此外，他还采取铁腕手段，命令下属银行的行长们在40天内收回搞“股票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的贷款。一句与清理三角债时如出一辙的命令再次回荡在会场与全行业的上空：

“逾期收不回来，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来，就要严惩不贷！”

当年顶层设计的基本思路是，宁可经济增速慢一点，也要理清基本面存在的诸多结构性问题，拉住中国经济这辆在危险中急速奔跑的火车。

1990-1997年全国GDP增速

就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个很有意思的小插曲，朱相早在1992年3月人大会议上海团讨论时就提出：要全面正确地理解南方重要谈话精神，不要片面追求高速度。当时有人据此攻击这是和南方谈话唱反调，并上升到反解放思想、反市场经济、反改革开放的高度，让朱相也顿感压力。不久，南方谈话的老人看到了这篇发言的录音整理稿，立即予以充分肯定。随即中央决定将这篇发言印发各地区、各部门，并刊载了长者在发言记录稿上的批示：“朱镕基同志在人代会上海代表团会议上的发言，有内容、有重点、有分析、有办法，抓住了小平同志最近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使人很开脑筋，值得一读。”

类似像当年这样拉虎皮做大旗，动辄以反改革反市场的棍子打人的事情，平白给经济战线的真正改革者们泼脏水的事情，在未来30年还会一次次上演。

从1993年7月开始，政府又一次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宏观调控。具体包括：严格控制资金的流动，基建项目要经中央政府主管部门审批。提高利率，实行保值储蓄。不仅控制资金的供给总量，而且控制资金的流动，严禁资金流向房地产，实行由中央直接将资金贷给重点企业和重点工程，甚至连银行间的正常拆借也一度停止。紧跟着，房地产市场一片哀嚎，在建项目被全面清理整顿，工地烂尾楼频出，二级市场也在上年大跌尚未修复中继续下探，有一句名言在民间盛传开来，从黄河路直到黄河口：“现在既不是牛市，也不是熊市，而是朱市。”

此时的海南，瞬间从投资热火朝天转而积压出占全国10%的商品房，600多栋“烂尾楼”林立，占用资金高达800亿元，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就高达300亿元^[8]。从1999年开始，全省整整用了七年时间才基本处置好“烂尾楼”与闲置建设地。而一海之隔的北海，烂尾楼面积超过了三亚，成为“泡沫经济博物馆”。后来负责整治当地“烂尾楼”的北海市副市长，也是母校校友，据说欧盟经济学家曾对他如此评价：“你治理北海‘烂尾楼’的模式与经验完全可以申报诺贝尔经济学奖。”

比这位副市长高出数级的总操盘手也曾被西方专家如此评价，这个队要排起来可就长了，而当年还有大量经济工作者在各条战线扮演着经济战场各条战线的中流砥柱，牢牢守住了洪峰下的中国经济，他们的经验汇总起来超过了任何一部经济学教科书。当然，某类经济学从来不会去认真记录总结中国的成功经验，就像上文写到的经济学奖从来不可能向能搞好中国经济的人去颁发。

而此时，一些身家曾达千万元的亲历者只得孤身一人前往深圳的工厂打工。其中一位说：“经历市场泡沫洗礼后，大约90％炒客的资金都离奇蒸发。”

当年的我，正在千百年来就习惯了小富即安的家乡，亲眼目击到一批烂尾楼的出现，其中市中心最高的那一栋，空置了要小十年，在未来的岁月里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牛皮癣。我祖父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建筑师+老规划师（甚至和某位大先生学过一阵子数学），又祭出了家里传了据说至少三个朝代的家训：“只有败家子，才会倒房子”。而他的儿媳妇，则在开动脑筋，努力说服本来就不是党员的老爷子不要过于讲原则，还是给自己的亲儿子在市里的地产公司内推一个岗位，明明这是个理工科尖子生，从建材配比到建筑设计都很有天赋，完全可以“举贤不避亲”……

视线回到北京，中央也并非只有严厉的调控。就以股市为例，1993年下半年在经历了一系列下探后，随着拆解资金收回、储蓄增加，资金面的恢复带动了股市渐渐趋于平稳。可是1994年又开始下探，到7月摸得最低点325.89。接到了来自上海的报告后，朱相立即着手布置救市，采取了“半年之内不发新股，对信用良好的机构给以银行融资，组织养老基金入市”三大措施。同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相继成立。这些银行由政府投资设立，不以营利为目的，对于股市稳定起到积极作用。这一轮股市波动就此止住。

当然，后面还会继续波动的，越波离基本面越远，这就是后话了。

总之，经过对全国金融和财税的全面调整，加上对开发区、房地产、在建项目的清理和整顿，到1993年底，混乱现象得到控制。

基本面得到稳定之后，治理通胀的战斗随之打响，这一年，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涨幅高达27.1%，消费者物价指数涨幅达24.1%。即使对部分产品实行了直接的价格管制，但通货膨胀的“滞后效应”依然存在。朱相曾在一次全国高校管理学院院长会议上批评一位大经济学家说：“什么通胀不是主要问题，我为了高通胀已到了食不甘眠不安的程度。”

1994年11月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本次会议时间长达5天。朱相发表总结讲话中专门针对“通货膨胀”发表看法。《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反对通胀》。希望各省配合，通胀无论如何要控制，经济又不能萎缩，GDP增速还能达到9%以上。

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双紧缩”及全面的经济、行政、计划、市场各种手段的多管齐下局面中，改革开放以来的，也是建国以来最高最凶险之通胀，终于缓缓低了头，通胀率终于降了下来。从1994年的24.1%下降到1995年的17.1%，1996年是8.3%；1997年是2.8%。

与此同时，中央还祭出一系列大招，在调控的同时，培育动能，盘活经济，它们分别是：

1、外汇改革：原来的汇率双轨制一步并轨，本币名义汇率一次性贬值57%，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1：5.64急跌到1：8.27。出口得到了提振，不仅避免了国际收支继续恶化，还逐步使外贸成为了未来三十年驱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催生了日后的全球制造业中心。

《繁花》的最后几集就发生于此时。

2、信用扩张：针对多年财政赤字导致的国家财政和金融透支、金融机构资本金匮乏的问题，国债和货币同时大幅度增发，实际M2占GDP比例由1994年的1.01在5年后扩张到1.49，是1985年的近3倍^[9]。

3、分税制改革：这也是当时博弈最为激烈的焦点。1992年中央财政收入尚不到地方的40%。为了缓解在锐意改革阶段，中央财政却是囊中羞涩无米下锅的问题，中央开始推进分税制改革，将以往地方财政收入占比约2/3，调整到后续中央财政占到50-55%。当时长者、鹏、朱相等众长老轮番出马给地方作思想工作，对于一些抵触情绪较大的省份，甚至是车轮大战，核心一句话：“你们现在做点牺牲，等中央集中力量把蛋糕做大后，你们的财政收入还是增加的。”当然，中央并非是一味以势压人，对于地方提出的税收返还基数年、企业减免税等问题，也尽可能做了让步。1993年最后4个月地方突击征税也成了当年经济的一大奇景，地方财政收入当年增幅高达26,17。而为地方财政另开的“以地生财”的口子，将成为影响未来中国人整整30年的地方土地财政。

1994-2002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7.5%，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3年的12.6%提高到2002年的18.5%；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5%，比改革前的1993年提高了33%。而且中央确实没有夸海口，集中力量把蛋糕做大后，地方财政收入占比虽然低了，规模增长却是更快了，即使以突击征税的1993年为基点，2022年的地方财政收入增幅依然超过了150%。

多年以后，朱相如是回忆往事：“我那段日子是东奔西走，南征北战，苦口婆心，有时忍气吞声，有时软硬兼施”，“实行分税制，来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我是一个省一个省地去谈，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我自己则掉了5斤肉。”^[10]

没查到长者对此有何回忆，但有一段讲话却语重心长，也颇具长者本人的幽默。在分税制改革几年后长者再去向他们宣讲其他内容时，开场白专门先用该地方言笑呵呵地说：“我（下面要）讲的是普通话，希望你们都听得懂。”还如同明星互动环节那样问了一声：“行不行、好不好？”现场笑声一片，掌声雷动，纷纷叫“好”。

再给老同志标志性的保温杯来一张

长者那天宣讲的主题，是“三个代表”。

这也是“三个代表”在中华大地上的首次亮相^[11][12]。

略略扯远，把视线再聚焦回1993年管控中的给出路。在约束最为严格的贷款领域，也并非是将回收工作一收到底，而是充分考虑到了基本面的现实需求，早在1993年7月底，朱相和金融机构约法三章才刚一个月，他就在南京市主持召开有江浙皖三省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研究解决三省资金紧张问题。他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解决资金困难要堵邪门，开正路。讲话提出了解决资金紧张的八条措施，并决定中央银行贷给苏、浙、皖三省专业银行50亿元，由它们有重点地解决流动资金短缺问题。随后从8月初到11月末，朱相先后到十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调查研究，并主持召开了八次资金调度会议，研究掌握宏观调控的力度和银根松紧的程度，具体调整贷款规模，解决各地流动资金紧张问题。

除了短期拆弹、对症下药，对于涉及长效机制的顶层设计也在同步推出，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3]，其中最重要的突破是：第一，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的改革战略，不只在边缘地带进攻，而且要在国有部门打攻坚战，要求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第二，为财税体制、价格和商品流通体制、金融体制、外汇管理体制、企业体制、劳动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等重要方面的改革拟定了方案，绘制了蓝图。从1994年开始，中国政府在上述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由此，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整体推进的新阶段。

此外，在对外开放阶段，也逐步走出了制裁阴霾，外商投资开始井喷。1991年中国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44亿美元，1997年增加到519亿美元，中国一跃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将对外开放特惠政策推广至5个长江沿岸城市，东北、西南和西北地区13个边境市、县，以及11个内陆地区省会城市。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发展开放型经济，进一步强调“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到1995 年，外资企业出口已经占中国出口总额为47.7％。

这个阶段，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目标更多地转向引进技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提升全要素生产率。1995年，中国发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将属于高新技术、先进技术的投资项目列为鼓励类投资。这期间的外商投资三分之二以上分布在制造业及其配套的商业服务，为中国工业化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在外商投资企业带动下，中国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为主的外向型工业基地，培育出电子、家具、汽车、纺织、化工等为主的产业体系，奠定了加入WTO后中国经济腾飞的地理格局和产业格局^[14]。

总之，到1996年底，过热的经济和金融运行中的混乱状况得到治理，持续三年之久的高通货膨胀大幅度回落，1997年国民经济顺利实现第一次“软着陆”。经过4年多的紧缩，从1995年起价格逐年回落，与1996年相比，1997年商品零售价格只上升0.8%，居民消费价格只上升2.8%。总体来看，实行了4年半之久的财政金融“双紧”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消除了突出的金融风险，解决了投资膨胀问题，保持了社会稳定，经济的发展势头良好。

但与此同时，还潜伏着许多困难和问题，譬如通胀治理后又紧跟着出现了通货紧缩，从1997年10月起，全社会商品零售价格出现了负增长（实际上，在此之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等已经出现负增长），1998年CPI为-0.8%；1999年为-1.4%；2000年为0.4%；2002年为-0.8%。大量企业开工不足，企业大面积亏损，1997年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25.6%，亏损企业数比上年增加5.68%，国有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就占39.2%，；市场销售不旺，产品库存增加，1997年工业产品的销售率下降，GDP中存货增加额为2866亿元，占3.75%；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放慢，1997年仅增长10.1%（1996年为14.8%）；货币供给的增长放慢，M0、M1和M2的增长率，1997年为15.6%、16.5%和17.1%（1996年为11.6%、18.9%和25.3%）。经济数据表明，已经出现了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15]。

而恰逢此时，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波及全球经济发展，1998年二季度的出口增长率降到了3.3%，同年夏又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自然和外部危机又大大加剧了这些困难和问题。“软着陆”仅一年的中国经济再次面临大考。

也是在那一年，朱相正式出任国务院总理，留下了这样一句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名言：

朱镕基：不管前方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鞠躬尽瘁_腾讯视频 (qq.com)v.qq.com/x/page/k3213efw0dk.html

三、面对新一轮惊涛骇浪的组合拳

为应对这一系列危机与衰退，自1998年10月开始，中国连续几年对国民经济实施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旋律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俗称扩大内需政策。首先在财政政策方面，果断调整了当年预算执行，安排赤字960亿元，较年初460亿元增加了一倍有余。扩大的赤字具体应用方向上，是在1998年8月通过向商业银行增加发行1080亿元特种国债，将大量沉淀于银行的存款转化为投资，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并增发80亿元人民币的外债。

值得一提的是，增发的特种国债中，仅有500亿元在当年使用，其余则在下一年转贷给地方用于基建，如此可不计入中央赤字。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也是立竿见影，在洪水刚刚褪去的1998年第三季度，GDP增速已达到7.6%，比第二季度快0.8个百分点，第四季度增长9%。1998年全年GDP增长7.8%，接近8%的预定目标。1999年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至1503亿元，当年增长率7.7%。1998年开始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后续五年每年拉动国民经济增长都在1.5-2个百分点，国债投资拉动占GDP总量的20-30%。到2002年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带动银行配套贷款和其他社会资金形成了3.28万亿元的投资规模，主要用于农业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公共设施、城乡电网改造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由此带动经济景气回升，而相关基建也将在后续30年持续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16]。就在亚洲金融危机已经在一年内从东亚扩散到俄罗斯和拉美时，中国依然保持了将近8%的增速，也无怪乎斯蒂格利茨会赞扬“中国用自己的方法比其他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更好地渡过了全球金融危机———这主要是由于采用了标准的宏观经济政策，即通过巨额公共投资计划来刺激经济。^[17]”有些观点笼统地将克服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归功于加入WTO，孰不知在加入以前，我们已经保证了经济基本盘的稳定。否则WTO里这么多国家，21世纪新加入这些国家，怎么没有一个实现了中国这样的发展呢？

至2003年时中国高速公路里程已达2.97万公里，是1998年里程数的3.4倍。

货币政策方面，为配合财政增发1000亿元特种国债，银行相应地增加1000亿元贷款与其配套，各项贷款余额增长16.7%。M0、M1、M2当年增幅齐破10%，M2增幅达到15.3%。到2002年，M2/GDP已由1998年的1.36进一步增长到1.78，五年增长了三成。此外，1998年三次降息，并开始在住房和汽车等方面开展了消费信贷，同时提高了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提升银行对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18]。还严厉打击走私和骗汇、逃汇、套汇，确保外汇市场稳定。

亚洲金融风暴期间，我们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际有效汇率甚至还有提升，见下图），展现大国担当的同时也对中国的出口带来不利影响。当时中国的出口依存度已超过20%，而1998年中国出口仅增加0.5%，对经济增长的压力可想而知。为了增加出口，政府加强了实行出口退税政策的力度，1998年扩大了实行出口退税的商品种类，提高了退税率，中国的增值税为17%，出口退税率还低于此^[19]。

此外，那段时间外贸领域最大的成果就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在为期多年的马拉松谈判中，从长者到朱相再到外贸条线相关人员都做出了大量工作。而加入世贸以后的效益也是立竿见影，在2001年之前，中国对外贸易极易受内外形势和政策的影响，贸易摩擦不断，连带贸易额时常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加入WTO之后，国内各项制度逐渐于国际接轨，给企业营造了非常好的经营环境，于是对外贸易快速发展。2002年中国出口总额达2.69万亿元，同比增速达22.35%，此后几年间出口贸易均保持高速增长，2002～2007年间出口增速平均为27.39%，效果十分显著。此外，由于加入世贸组织所需履行的相关承诺，也形成了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强大倒逼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形中多了有力的外部助力。

亚洲金融危机前后我国的出口额与同比增速走势

针对投资需求不足问题，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对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实施了减半征收的政策。此外，从1999年8月1日起对涉及房地产的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给予一定的减免。从1999年11月1日起对储蓄存款利息恢复征收个人所得税，分流居民储蓄，引导居民消费。同时贷款利率也大幅下调，以盘活金融资源供应。在1998年3月，央行打破了维持10年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13%，一次性下调5个百分点，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调至8%，此后在1999年再次下调2个百分点至6%^[20]。

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走势图（1997~2002）

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走势图（1997~2002）

当时的国有企业经营状况在持续恶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国营企业的亏损面超过40％，企业负债率平均高达78.9％，与10年前相比，资产增长了4.1倍，债务则增长8.6倍。对此，早在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宣布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但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席卷，政府甚至从“抓大”中也开始转变，先后退出了上百个行业，只保留在事关国计民生的若干资源重化工业上的垄断，“改制”一时成为了流行词。

伴随着经济放缓、企业亏损倒闭的增加，以及国企改制加快，失业人数也大量增加。政府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行了基本生活保障政策和实施再就业工程，在企业中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1998年有600多万下岗职工重新就业。而民营企业的发展，为解决再就业问题提供了宽广空间。从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国有企业职工由1995年的1.13亿人下降至2008年的6420.16万人，累计减少了4840.84万人，同期集体企业职工由3147万人，下降至2008年的661.82万人。1990年时民营经济城镇就业人员仅为3000多万人，1998年时首次突破1亿人，而至2008年时民营经济城镇就业人数已经达到2.33亿人。国家也出台一系列相应政策，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国家经贸委特别成立了中小企业司，专门负责对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研究和实施。在朱相号召下，各大银行相继成立中小企业信贷部。各地方政府也纷纷设立担保公司，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此外，外经贸部放开了民营企业进出口权，允许民营企业自营出口，极大刺激了外贸的自主性，带动全国出口得以快速发展。“改革春风吹满地”成了那时候民营企业家们的口头禅，投资扩产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提升，常年遥遥领先于全社会固定投资增速。

民营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同比增速走势图

在上图这节节攀升的红色脉动中，大量我们耳熟能详的民企品牌正在吸吮养分、破土而出乃至冉冉升起，在沧海横流弄潮的同时，也在助力着国家力挽狂澜：华为、阿里、腾讯、比亚迪、万向、吉利、娃哈哈、TCL、格力、新东方、复星、京东……他们每一群人、每一家企业的故事都能再写一篇相等篇幅的内容，因为本文篇幅与格式所限，谨在此聚合起他们中一小部分，在那个年代的创业图，以表对他们和那段激荡岁月的敬意。

除此之外，政府还采取了其他一些刺激经济发展和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和措施。诸如对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产业如纺织、煤炭、钢铁等进行调整，压缩其生产能力，对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实行改革，撤销省级分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置九家分行。增强中央银行金融监管的独立性。针对当时社会上已经形成的不良资产，1998年8月，财政部向商业银行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4大国有银行资本金；将13939亿元银行不良资产剥离给新成立的4家资产管理公司，这就是后来我们所熟知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同时还颁布了《防范和处置金融机构支付风险暂行办法》等7项规定，关闭了一些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并于1999年开始，对信托投资公司进行第5次清理整顿，近6000亿元不良资产被核销。

此外，为拉动内需当年制定的规模最为庞大也是后世争议最多的便是住房、教育、医疗的三大产业化。住房改革其实稍早于亚洲金融危机，朱相在1996年7月就提出要推进房改，盘活存量，搞活流通，促进住宅建设，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住房部据此在同月提交请示^[21]，正式将住宅建设培育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记者会上，履新后的朱相正式宣布中国将停止福利分房，并将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纳入本届政府“五项改革”之一。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取消福利分房，推行商品房制度；二是引进了住房按揭制度。这两项措施的推行使中国的房地产行业迅速发展起来，此后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速一般均远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甚至高出10余个百分点，房地产对GDP拉动的贡献率已突破20%^[22]。房地产市场的蓬勃发展，也使得地方土地财政找到了一个宽广的下游市场，土地出让与房地产开发两大市场相结合，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汲取了大量资本金的同时，也开始逐步加重群众的负担。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房地产投资趋势图

当年这个故事，真的是从幼儿园上学的孩童，直到白发苍苍的老人都朗朗上口，可见宣传力度之猛、引导意图之强。

在教育领域，90年代末，高等教育由“政府直接办学”转向“政府引导和监督办学”，高校开始扩张，国家也由免费供大学生上学转为大学生自费、并配备相应的资助制度，此外就业也由国家“统包统分”转向绝大多数学生实行“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23]。医疗领域的改革则是三大产业化中最早的，在1984年已经起步，改革削减了政府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控制，政府向医院提供的资金支持锐减，许多卫生从业人员 ( 包括赤脚医生 ) 丧失了财政补贴。医院自主权扩大以后也开始像企业一般追求效益，从挂号、门诊、住院、开药、器械有了大家都懂的“一条龙”，而医保覆盖不足，到1999年，城市人口中49%有医保（以公共部门和国企员工为主），9亿农村人口中仅7%有医保。上述改革固然扩大了内需，减轻了政府负担，甚至有利于财政资金的积累，但也显而易见地扩大了群众的负担。

不管怎样，面对冷战以来最大的地缘和经济转型挑战，我们的国民经济冲过了一系列激流险滩，稳住了阵脚，到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朱相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开始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

此时，中国经济已经来到腾飞的前夜^[24]。

朱相说过，他的目标是“要坚定不移建立一个永远告别权力与腐败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目标本身就有赖于一代代人的长征。

这次大会以后，朱相和长者陆续退休了，在当时有些小道消息里，把两人说得很那个啥，实际这对相识三四十年、也都会拉二胡的老战友，自有一番情趣，二人常在一起。

记不起哪里的出处了，只知道一定是正规出版物，长者退休后，有次邀朱相一起去看芭蕾，朱相事后嘟囔了一句，大意是：“听京剧没事，看芭蕾我容易困。”

长者退休几年后，出版了《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这本著作收入了他在1983年至2008年间关于信息技术产业和信息化问题的重要论文、报告、讲话、文章27篇，附录2篇，17万余字，其中许多文稿是首次公开发表。他一生中有大量的时间曾奉献给了这个赛道^[25]，当然，还有同样大量的时间奉献给了中国科创的不同领域。

其中有句话，在十多年后被广为人知，如今更是成为了“永远怀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预计到2020年，国际上微电子技术水平将发展到14纳米。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靠我们自己，只是一代又一代的引进新的生产能力是赶不上世界先进水平的。我们研究人员要争口气，否则发达国家在核心技术方面总是要卡我们的脖子。

而这就是需要另起一个专题的故事了。

四、回顾胜利，同样不应忘却的

正如本文一开始所说，二十世纪最后的十来年，被某些回忆文章描绘成了自由开放一招鲜地鲜花铺地、莺歌燕舞，其实通过上文的回顾，我们就知道甚至不是暗流涌动，而是真真切切的惊涛骇浪，短短数年间我们的国民经济就经历了三次大考，稍有不慎便会步苏东亚非拉一众难兄难弟后尘。我们的应对措施也如同在三百六十转盘山路上的精细化操作，每个节点的油门刹车都要精准到位。如今回看，一路惊险，一路敬佩，一路自豪，也一路思考。

更全面的思考我将放到本文第五章，也是最后一章来阐述。这里就单说一件事：在欢庆、敬佩、铭记这力挽狂澜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些被大浪冲击至深乃至冲走的同胞。否则我们的欢庆会沦为表面，我们的敬仰会失去辩证，我们的铭记会归于苍白。

在那十年，虽然有诸如兴建农业水利、稳定粮食价格等政策，但是农村相对来说是被忽视的一环。国家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由“五五”时间10％，下降到“七五”时期3.6％，“八五”时期又进一步下降到2.8％。到了1995年国家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仅占到国家总投资的2.2％。1999年国家增发的600亿元国债中直接用于农业的竟然为零。伴随着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出现了“财力上收，支出下移”的趋势，处于行政链条最底端的乡镇村陷入了困境，税费、土地征占和农林资源侵吞所造成的社会矛盾也开始显著增加。我的老家应该说还是比较富裕的乡村，90年代初返乡时已经能看到大批居民自建的舒适小楼，生活条件就算放到几年前也毫不逊色，即使这样围绕着土地征占也发生过一系列矛盾和腐败，其他地方可想而知。我当年的实习单位在京西宾馆附近，当年有几个比较显眼的单位，在进进出出中更是看到相当规模的上访乡亲，此情此景回想至今依然酸楚。因此，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1世纪，“三农问题”也就成了下一届政府致力于解决的头等大事。

城市中大批工人也直接遭受到狂涛拍打，“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成了多少家庭对那个年代回忆的伤痛，仅90年代初这次大考，至少3000-4000万到四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其中也包括了我自己的亲人，另据统计，从1988年-1993年，《破产法》实施的6年中，全国共破产企业940家，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和集体企业，更不用说还有那些名存实亡的僵尸企业。伴随着国企改革，在普遍提升社会生产率的同时，也时不时能听到不和谐的杂音。不仅是听到，对我本人来说就是亲眼看到，我是亲眼见过我们小时候堂表兄弟姊妹都会被拉去当吉祥物的创汇明星企业，是如何在改制的浪潮里被瓜分，珍贵的企业产品成为绝唱，企业由国有年代反而是创意无限的生机勃勃，变成了民营以后的只靠地租度日，连带着曾经亲密无间的员工及其子女间出现了无形的鸿沟。这样的亲身体验也让我较早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并在后面这三十年对把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简单画等号抱有着刻骨的怀疑与警惕。

此外，就是上文提到的住房、教育、医疗的改革，在盘活社会资源、有效扩大内需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1998年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只有2.64%，社保福利支出仅占各级政府总支出的2-3%。“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租）不起房”的故事屡见报端，全国拖欠基层医教人员工资的规模可能有破200亿之巨，这三大问题甚至被后世称为“新三座大山”^[26]。对此都不用再翻报纸，我家亲戚20多年患癌者不断，个中悲辛，一看自知。工作后历经大江南北，各地房地产市场究竟如何，早在看见亮亮与丽君遭遇的多少年前，就一次次见过同款，这是永远不该被忘却的。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我国数值也从1990年的0.28剧增到2000年的0.46（0.4为警戒线），一跃从全球基尼系数较低的国家，上升为较高的国家。

此外，在调控手段方面，如钟瑛文所言，积极财政政策更多地强调需求调控一方，而忽视了供给一方，仅仅在“市场需求—宏观需求管理”这个圈子内寻找对策，未能将需求刺激与供给推动较好地结合起来对市场进行调控，故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至今仍有差距。概括起来，中国连续几年来的积极财政政策与实践的悖论，主要表现在通货紧缩的压力并未根本解除、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并未根本性改变、民间投资启动效应至今仍不明显、不可忽视的国债风险及公共投资的腐败等方面。

此外，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方面，客观上讲减税降费的力度不足，且地方摊派屡有出现，金融双轨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浮出水面。在经济上行期，在市场效益的带动下，民营企业投资热情较高，但往往会遭受国有企业优势资源的挤占。而在下行期，则由于缺乏制度、税收、金融等方面的资源配置，会加剧信心衰减，由此放大动能不足的问题。上述情况也成为绵延至今的经济问题。

另外，诸如政企关系理顺仍有缺陷、国有资产在改制中的流失问题、寻租问题、环境生态问题等等，也都较为突出，在时代任务总体完成的基础上，上述事项就由后来人努力了。

五、观涛送浪，那些年带给今天的回响。

这是一次滚雪球一样的写作体验，本来我是带着总结这些年自己个人观察心得的想法，形成了阵痛与希望：中国经济的破茧时刻 – 知乎 (zhihu.com)，但在撰写的时刻，时不时感受到了那个充满五味又始终让留恋的90年代的呼唤，感受到当下与那时种种相互映射的镜像。

首先，任何的时代与政策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需要我们辩证看待。作为一个学经典比入党还早四五年的老党员，又同时学习过经管两个专业，“对立统一”在我眼中是无处不在、触手可及的真实。不管是经济学上开篇就讲的分配（allocation）的抉择，还是公共政策上对两难（dilemma）的取舍，直到哲学上都耳熟能详的唯物辩证，都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很难有十全十美的公共政策和执行效果，只能基于现实状况去进行动态调整，并兼顾现实与未来的平衡。但有一个原则颠簸不破，那就是一定要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寻求最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适配，并且能以强大的精神感召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让人民群众理解、认可、拥护以及主动创造这样的适配，让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要素充分涌流。这也是我当年对“三个代表”思想的感悟之一。由此形成的历史观就是，一方面我们要站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群众利益的角度，去评判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主流，不能因小失大，正像那句名言“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始终记住我们就是人民的一份子，我们的共情对象只能是人民，要深深理解现实中牺牲的人民利益，无论有多么形势所迫，并在后续的工作中加以弥补和纠正。在本文时间线之后的那十年，围绕“三农问题”、民生工程、可持续发展、社保改革，都是对此的生动写照。

其次，从现实层面来讲，当前和30年前有着很多相通之处，二者都是在既往红利已经趋于衰竭，且国际环境有所恶化时，所进行的艰难突围。而突围一定要找准一个核心方向，那就是问清楚自己的新动能到底在哪里，并全力以赴去抓紧培育与释放。鉴于新动能培育周期较长，在此过程中，或有对旧模式的妥协，但要把握住一个度，一旦让旧模式膨胀过大又会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以上仅为理论部分，而现实操作比理论将更为复杂，因为有时候确确实实不得不越过此度，有时候则是没法开天眼，根本不知道度在何方，只能试错。而如何在证伪后依然保持自我纠偏、自我革命的勇气，无疑也更考验我们的智慧。

第三，从方法论上正确认识市场与计划的关系。我认为这个没什么好遮遮掩掩的，就是“计划”，而不是其他字眼来代替，“计划”这个词在一段历史时间被执行得过于刚性，再加上一些蓄意泼脏水，导致污名化了。事实上南巡讲话早已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人有两只手。正如前几篇文章反复强调的，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多元而动态的集合体，并非简单能将放任、松绑、自由化直接画等号为市场，凡此理论除了极限归谬以外，根本解释不了现实世界，在这种简单抽象的理论中，它们把世界视为真空，把国家竞争视若无物，对现实的资本与资本家运作一律掩盖拉幕，最后爱情在它们的嘴里也只剩柏拉图，凡以这种理论去指导现实的结果无不现实的一地鸡毛、大片恐怖。而通过上文的政策展示，我们都能感受到顶层设计在收放松紧、计划市场之间的折冲协调，是这，而不是简单化为什么“放任”，才是我们力挽狂澜，度过惊涛骇浪的根本原因。朱相对此有句名言：“不能把放开价格理解为放开不管。”新中国最了不起的就是在于实事求是，在尊重世界绝对运动的客观规律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灵活动态的调整，而90年代这十年更是把“与时俱进”四个字牢牢刻在了国民的DNA中，让我们很多朋友虽然意识不到，却已经事实达成了对那些“活了大半生，归来依旧红脖少年”的竞争对手们来了降维打击。

第四，从现实比较上，能够汲取对当下形势的启迪与信心。我们现在和30年前有不少相同的地方，都是处于新动能尚在蓄势、配套机制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政府在掌握强大的社会资源与动员能力时，依旧要想尽办法去激发民间活力的阶段。但三十年后，一方面我们的三驾马车有所衰竭了，已经积累了庞大的社会杠杆了，就业-收入-消费这样的循环阻值已经影响到居民的获得感了，尤其是我们的人口老龄化也快要来了。可问题是三十年前难道我们当时的新动能是天上掉下来、书里写明白的么？不还是我们自己探索取得的吗？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让朋友们看看，很多我们今天切肤之痛的问题，30年前我们的祖辈与父辈都已经经历。如今我们的技术、工业和市场都更加强大了，我们的技术赶超正在全面反攻的前夜，我们的产业已经有了与国际同行一较高下乃至引领之后去争夺主导权的趋势，我们的市场吸引了远比三十年前庞大得多得多的资源，并且我们的对手正在产业空心化、政治民催化、文化白左麻里进入加速下行的通道，这些也同样是30年前不具备的优势，而这些所能迸发的生产要素哦、所能组织的社会化大生产、所能激发的生产力、最终所能汇聚而成的活力，一定能超过30年前。

因为中国经济，因为身处中国经济之中的那些人，那一个个的你我他，其实并没有变。

此外，经济与历史一样，并不是一种纯理性的社会运作法则，在特定历史阶段，在整体符合规律的大前提上，面对具体的十字路口，她也会受到人类情绪偶然性的影响，从而产生偏差。通俗地来讲，有些坎儿，多不多一口气，局面可能将完全不同。

这也是我如此乐意在尽我所能抽丝剥茧之后，保持充沛感情为之鼓与呼的动力，我相信再过下一个30年，我们来回顾今天的历史、今天的人物，依然会和30年前没有本质区别。

是的，这个国家虽然日新月异，但她的心没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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