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的玄妙之处

要论世上最精妙的学问，GDP统计绝对可以算得上一门。

前阵子，A省公布2023年GDP为5.9万亿，同比增长4.1%。单纯看这个数据没什么问题，但要是把2023年初公布的数据拿出来对比，那就完全令人匪夷所思了。

当时该省还大张旗鼓地宣扬“2022年跃上6万亿新台阶”，全省GDP达61345.05亿元。

2022年是6.1万亿，2023年是5.9万亿，明明是少了两千亿，它是怎么能够实现4.1%的正增长的呢？这道数学题，怕是牛顿再世也解答不出来。

就在各路好汉绞尽脑汁想要寻求答案的时候，当地跳出来“打圆场”，表示6.1万亿是2022年的初步核算数据，实际上最终核算数据为5.8万亿，下调了3124.92亿。

要知道，中国的GDP统计每年会进行两次核算，一次是在年初，根据相关指标增速推算得到的初步核算值。另一次则是在年末，根据统计年报、财政决算和有关部门年度财务资料等核算的最终核实值。

也就是说，A省2023年初推算出前一年的初步核算值有足足61345.05万亿，但到了年末发现，其实最终核算值只有58220.13亿。这“挤”出来的3124.92亿是什么概念呢？都足以匹敌整个汕头市的GDP了。

经过数据修订之后，该省得以在2023年实现正增长。不过即便如此，中国省域经济还是因此经历了一次大洗牌。A省的GDP被四川超越，近30年来首次跌出全国第五。

不过，你也别大惊小怪，对2022年GDP进行数据修正的可不止它一家。

福建省，公布的2023年GDP为54355.1亿，如果按照初核的2022年GDP数据53109.85亿计算，同比名义增速为2.3%，但它将2022年的终核数据下调至51765.12亿，增速立马变为4.5%。

江西省，公布的2023年GDP为32200.1亿，如果按照初核的2022年GDP数据32074.7亿计算，同比名义增速仅有0.4%，但它同样也将2022年的终核数据下调至31213.8亿，增速果然亮眼了不少，变成4.1%。

湖南省，公布的2023年GDP为50012.85亿，如果按照初核的2022年GDP数据48670.4亿计算，同步名义增长为2.76%，但它也将2022年的终核数据下调至47558.6亿，增速就变成了4.6%。

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不过，这几个省份数据下调的规模也就是1000亿左右，远不及A省的3000多亿。

按理说，过去只有全国每五年搞一次经济普查，国家插足进来的时候，各省才会在数据核算上“大动干戈”，不然一般都是小修小改。

｜A省历年GDP

就拿A省来讲，从2012～2021年，A省一共上调了3次GDP，下调了7次GDP。最大的下调幅度为849亿。现在，在没有全国性经济大普查的背景下，该省仍然大手笔下调了3000亿的量级，实属罕见。

为什么初核跟终核数据的区别这么大呢？有两种可能性。

首先是库存问题的存在。

很多人有一种思维误区，认为初核的GDP在最终核实环节中被下调，就表示之前的数据是虚高、注水，其实这也可能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因为在统计的时候，对于当年已经生产出来、但未出售的商品，实际上也要算入当年的GDP的。等到未来这些商品售出的时候，再根据实际市场销售价格去修正前一年的GDP。这便是初核和终核数据出入的原因之一。

回到A省。它的规上工业总量稳居全国第五，中西部第一。但同时，它也是一个重化工业大省，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资源行业普遍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甚至去年年底，该省的一家钢铁厂还宣布停产3个多月。

之所以下调高达3000多亿，很可能有产能过剩的问题在“助推”。工业制成品生产出来了，作为库存纳入GDP统计中，但如果第二年还无法售出，这批库存的价值自然要从终核数据中剔除掉。

除了工业制成品，烂尾楼也是一个干扰因素。

2018年以来，A省省会C市房地产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一直在50%以上。而到了2021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同比下降了10%，2022年同比下降了18.7%。

房地产行业的哑火，相当在挖掘机、推土机的引擎里掺入了沙子，再也难以“高周转”了。根据克尔瑞的统计，C市一共有106个楼盘烂尾，影响超过60万居民的利益。

而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C市烂尾楼面积高达440万平方米，烂尾率高达9%，位居全国第二。

要知道，建到一半的房屋，也是可以作为库存纳入GDP统计的。问题就是如果房子继续保持烂尾的状态，无法交付，那款项就无法回流到开发商的手中，这部分房产的价值自然就要从终核GDP数值中减去。

其次是来自于顶层的“挤水分”压力。

一位熟悉统计工作的体制内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地方政府修正的目的并不是单纯为了让GDP增速变高，主要还是由于国家发起的“统计造假专项治理行动”和“专项统计督察行动”。

这项行动从2023年3月开始，一直持续到2024年2月，涵盖的省份包括安徽、四川、江苏、广东、河南、江西等14个省份及其下辖市区，目的就是要防惩统计造假。

这实际上也是给各省一个“挤水分”的机会，倒逼各省市自我核查，以更加负责、更加科学、更加规范的原则完成统计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各大省份纷纷修正终核GDP，自然也是不足为奇的。

经济上的波动叠加政治上的行动，让过去被海水掩盖的冰山慢慢露出它的全貌。

根据全国历年GDP的统计，2019年以前最终核算数据基本都要比初步核算数据高，但近几年形势已经发生转变。

除了2021年，其他几个年份的最终核算数据，都要少于初步核算数据，真实情况不及预期。 

就拿2022年来说，全国GDP最终核实数据为12047424亿元，比初步核算值足足少了5483亿。

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是什么？

很多人的答案可能是互联网、喷气式飞机、计算机等等。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则认为，国民生产总值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的作用堪比太空中的卫星。后者可以描述整个大陆的天气情况，前者则能够提供经济状况的完整图像。

如果没有像GDP这样的总量指标，政策制定者就会陷入杂乱无章的数字海洋而不知所措。它就像灯塔一样，帮助决策者引导经济向着主要的目标发展。

然而事实上，GDP并不完美。

一方面，它并不能反映经济运行的全貌。

笔者在南方沿海的S市生活过一段时间，其GDP与肇庆相当，但S市房子均价一万多，肇庆才七八千元。S市的人有钱到什么程度呢？街边一家装修普普通通的面店，里面放的料有鲍鱼、有龙虾，售价一百多块，这种店在S市不少见，而且宾客来来往往。路面上的BBA豪车密集度也相当之高。

为什么这里的人这么敢花钱呢？

除了民营经济发达、本地人有经商头脑之外，还有一个不能视而不见的因素，就是在阴暗角落里滋生的地下经济。

前不久，有媒体曝光该市下辖的一个区，存在大量的口红造假。YSL、Dior等知名品牌的口红，都可以在此灌装生产，之后再通过微商、直播带货等渠道流入市场。从低端的水杯、洗发液，再到高端的冒牌手表、烟酒……隐匿在一些富裕老板的背后，其实是一条条造假产业链。

当地有严打，奈何总有人禁不住金钱的诱惑，飞蛾扑火。这些地下经济，让一些小老板以极低的成本，获得了巨大的财富收入。

但这些非法产业的收入，实际上都是没有纳入S市的GDP统计中。因此，单纯靠GDP一个数值，并不足以囊括全貌，不能准确判断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

如果你是房地产开发商，是一个个体工商户，你只是根据GDP的大小来决定砸多少钱进入一个市场，那很可能会输的很惨。

而且，即便全部都是阳光经济，GDP也有一个弊端，就是它展现是国民财富的总量，但不涉及财富蛋糕的结构。

就拿中国来说，我们的GDP高居世界第二，但其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仅只有43%，比很多国家都要低。截至2020年，美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约为83%、印度为77%、德国为61%，甚至就连俄罗斯和泰国都比中国高。要说藏富于民，是远不如德国、日本这样的制造业强国的。

有大量的财富，储蓄在了政府端和企业端，掩盖了一些分配机制上的问题。

另一方面，在中国特殊的晋升考核体系中，GDP也容易产生扭曲激励。

在分权制度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谁也不愿意在“晋升锦标赛”当中落伍，而考核的核心指标之一便是经济发展。因为在干部“德能勤绩廉”的考核中，“绩”可以用GDP来量化，是最容易衡量的。

这个指挥棒，会让地方政府官员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招商引资、本地经济发展上，推动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但与此同时，当地方官员太想要做出一份漂亮的成绩单时，就很容易诱发了一系列“副作用”，比如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银行不良贷款，以及数据注水等。

为了追求政绩，上级可能会将压力层层下达，甚至不切实际地提出难以完成的经济指标，底下的人完不成，就只能在统计数据上“动心思”“下功夫”，在各种数据报表上乾坤大挪移，使得地方的经济发展数据脱离真实情况。正所谓“数据出官、官出数据”。

一个这么干就罢了，要是有好几个都这么做的话，数据的泡沫就会越吹越大。这样一来，自然就难以衔接中央统计的数据。

自1985年建立核算制度以来，地方和全国的GDP一直采用分级核算。具体来说，就是国家统计局独立核算国内生产总值，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则负责核算本地区的生产总值。

在过去的分级核算制度之下，全国数据与地方的汇总数据经常出现“数字打架”的现象。地方的GDP之和长期高于全国，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2000年以来，地方GDP总和与全国的差值率基本都在7%以上，2003年和2004年甚至一度飙升至15.5%和19.3%。

那么，是否有更好的指数来替代GDP，作为决策依据呢？

2007年，时任东北某省的主政官员在会见美国驻华大使时曾表示，相比GDP，他更喜欢用另外三个指标评估经济，包括工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发放的贷款额。放在重工业驱动的经济体里，这个综合性指标是相当有效的。

不过，今天中国经济的整体结构已经发生了急剧的改变，服务业占比早就大大超过了工业，有些城市甚至蜕变成了金融中心、文化之都。因此，该指数的参考意义边际递减。

也有观点认为，相比GDP，税收数据不好弄虚作假，可以从这个维度去了解各地的真实经济实力。比方说个人所得税、企业税、增值税，这三大主税种更能直观体现本地企业和个人的发展水平，能够更精准地反映经济冷热。 

但光靠辅助参考的指标，实际上还是无法解决地方扭曲激励的难题。解铃还须系铃人。

2017年，国家决定在2020年初正式实施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各省市区生产总值核算将从原来的各地统计局负责，变成由国家统计局统一领导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工作，组织各省市区统计局制定地区生产总值核算方法、制定和规范统一核算工作流程，进行统一核算，核算结果统一发布。

也就是说，从“各算各账”变为“共同算账”了。国家队亲自下场，形势开始发生了逆转。从2019年开始，地方GDP总和竟然低于全国。2022年，差值率甚至下降至-10.7%。

这刚好跟统一核算改革的时间点不谋而合。

潮水已然转向。

从中央到地方，都已经深刻认识到，经济迈入新常态后，GDP的增长是不可能像过去一样高歌猛进，如今，“统筹发展与安全”才是经济发展的基调。

去年末我们发布了一份文件，要求12个债务压力较大的省市，除基本民生工程以及纳入国家重点规划项目外，原则上不再新增政府投资项目，包括高速公路，运河，地铁，铁路，省级以下产业园区，楼堂馆所，棚户区改造、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特高压等等。而存量项目也需要进行规范处理，总投资额完成率不到一半的项目，视情况缓建、停建。

被点名的省份以中西部为主。这股“基建叫停潮”的背后，是中央在向地方传递信号，在债务风险未得到有效化解之前，不能再延续过去的大基建模式了。

未来，不同地区可能会承担起不同的角色和任务。东部是“经济大省挑大梁”，主攻发展。而中西部则是重点化解债务风险，不加杠杆或者少加杠杆，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主打一个稳健发展，成为稳固全国经济发展的“安全”基石。

换句话说，全国一盘棋好像隐隐然要分成两大阵营了，一半主攻发展，一半主打安全。

其实，中国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质量比总量更为重要。近年，决策层反复强调“不唯GDP论英雄”，便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向。

绿色GDP、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等，越来越成为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

相信终有一天，人们不再被单一的国内生产总值所迷惑，而是站在一个更宽广的视野去评判经济体的发展。

历史的车轮又一次滚滚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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