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创造的改革开放奇迹以来，有一个奇妙的定律，那就是改革的源动力，来源于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
换句话说，就是想要让马儿跑，就要让马儿吃草。
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被激发了，什么事儿就都好办了。
80年代开启改革开放，允许各地吸引外资，对外资实施税收双轨制，外企享受超国民待遇，在地方政府的放纵下，老外在中国也几乎拥有了治外法权，丢个东西报警，全市的公安帮他找东西，外国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做外贸加工，八亿衬衫换飞机的故事就发生在那个时代，曹德旺、鲁冠球、何享健等企业家就是在这个出口的大背景下崛起的。
90年代开启市场化改革，允许各地搞民营企业，在地方政府的放纵下，国有企业开始被私人大规模的混改，柳传志、任正非、王石、王健林、董明珠这一代靠着内需和国产替代的企业家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崛起的。
千禧年之后，中国进入WTO，允许各地搞合资以鼓励出口，在各级政府的放纵下，银行、能源、电信、互联网、汽车，这些国有垄断领域逐步允许外资持股控股，利用外资规模作也成为了官员晋升的KPI，出口成为了中国经济的发动机，马云、李书福、王传福等这一代靠外资外贸合作的企业家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崛起的。
十年之后，中国开启货币化棚改，允许各地方政府搞土地财政，在地方政府的放纵下，全国基建项目疯狂上马，新区建设此起彼伏，投资与房地产又成为了中国经济的发动机，向文波、许家印、朱兴良、左晖等企业家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崛起的。
如今，又到了再一个十年之后。
三驾马车的外贸与投资都改完了，这一轮改革的底色之一，自然就只剩下消费了。
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召开后，预计消费税改革也会逐步拉开。
方式呢，就是通过跟地方共享消费税，让想吃草的马儿跑起来。
这就意味着，消费税从过去的前置，必然改为后置，从对生产端征税，转向从消费端征税。
通俗的来形容，过去前置的模式，山东人买茅台交税给贵州，广东人买红塔山交税给云南，浙江人买宝马X5交税给辽宁，江苏人买奥迪A4L交税给长春。
都是经济发达地区的消费者在相对落后地区交税，有着很强烈转移支付、劫富济贫的属性。
未来后置的模式，山东人喝茅台缴税给山东，广东人抽红塔山交税给广东，浙江人买宝马缴税给浙江，江苏人买奥迪交税给江苏。
也就是说，有钱人越多，消费能力越强的城市，获得的消费税就越多。
这个改变的影响会非常深远。
过去，包括消费税在内，各地的主要税收来源于生产端，那么地方政府就要以企业为核心。
要么对纳税大户提供强力的安全保障，北有内蒙鸿茅药酒的千里跨省追捕，南有南山必胜客的战无不胜，
要么不惜代价的降低税率以邻为壑，向兄弟省份争夺税源，西有边陲小城的霍尔果斯，东有东阳横店的东方好莱坞。
甚至房地产提供税源最充足的那段时间，跟王健林许家印的会面，地方政府领导都要排队。
但如果后置的消费税能够切实的落地，那么地方政府卷的目标就会改变。
富裕群众的消费，逐步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源，那么官员们就需要竭力提供优质的城市配套服务，以吸引富裕群体留在本地生活而不是润走。
随着游艇，小型飞机、赛车等消费税领域的不断扩张，尝到甜头的地方官员会竭力的降低落户与限购门槛，大力发展高端旅游、大型赛事，努力提升城市环境，以从全国争夺高质量的纳税人。
昨天文章中，个税APP中的财产性收入的出现，也是同样的道理，当地方政府可以享受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在兄弟省份的竞争之下，他们就会从贪婪的罚款机器，变成秩序坚定的守护者。
未来，那些消费力强劲高档小区和别墅区，都会是地方政府手上的香饽饽，他们会像南山必胜客那样守护鸿茅药酒，会像霍尔果斯和东阳横店那样提供各种优惠政策。
届时，80年代那些老外的超国民待遇、治外法权，maybe，也会出现在一小撮愿意通过纳税来实现共同富裕的新时代企业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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